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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我的父亲张耀曾

作者:大理州政协  浏览量:8743  发布时间:2015-12-18 04:33:55

《张耀曾先生文存》交付出版的准备工作终于完成。在将付印之前,我仔细将书稿通读之后,父亲可亲可敬的身影与他一生种种重大经历,仿佛又同时显现于我眼前。

父亲张耀曾,字镕西,云南大理人。1885年(清光绪十一年)7月21日生于北京,1938年(民国二十七年)7月26日病逝于上海,终年53岁。

父亲1902年(17岁)考入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,不久以该校第一批留学生选送出国。1904年(19岁)东渡日本,先修预科,后考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,习法律。1905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,矢志推翻满清专政帝制,为建立民主、民强的国家体制而奋斗。此时,又和留日云南同乡创办以鼓吹改革思想为宗旨的《云南杂志》,以民为国本的精神启导大众,力图自强,以御外侮。父亲亲自为杂志撰稿,以“崇实”为笔名,发表文章多篇,其锐意革新的精神如今读来仍令人激动不已。杂志宣传革命思想,提高了滇人的觉悟,这就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及反袁护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,对滇人参与这些运动起了推动作用。

1911年(辛亥年)武昌起义,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烽火燃起。父亲毅然中止学业,回国参加革命。1912年1月1日,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新政权,父亲以云南省代表参加南京临时政府。

1912年(民国元年)初,成立了民国第一个立法机构——南京临时参议院。父亲被选为参议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,亲自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首次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——《临时约法》。国家主权在民的立国思想与中央政制体制由此确立;父亲所怀抱的政治理想也得以初步实现。

1912年5月,临时政府和国会迁移北京,父亲在临时参议院任内参加了多项重要法律的讨论制定工作,并亲自执笔起草了《国会组织法》、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》和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》等。

南北议和,清帝退位,成立统一的政府于北京,政权中心北移。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,改由袁世凯接任,革命势力实际上被削弱。为维护民主革命成果,同盟会亟待整顿。1912年7月,父亲积极支持并协助宋教仁,实现了改组同盟会的主张,于8月成立了基于西方民主模式的公开政党国民党(后世称之为旧国民党),并起草了《国民党宣言》。父亲任国民党总干事兼政务研究室主任,党的重大决策多出自他之手。

1913年4月,成立正式国会,国民党取得了成为国会中多数的胜利。父亲被选为中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,并任全院委员长。同年7月,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,父亲与丁世铎、李庆芳、孙钟、黄云鹏四委员共同起草了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,是为我国第一部宪法,后世称为《天坛宪草》。袁世凯极端仇视民主,野心篡权,妄图称帝,因此反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及其宪法,进而对起草宪法者恐吓、迫害,对国民党人嫉恨尤甚。父亲因此屡遭跟踪监视与威胁利诱,而父亲始终持正无惧,屹然不为所动。《草案》于1913年10月30日完成。袁氏迫不及待,随即于11月宣布解散国民党及国会,并追捕议员。深夜入父宅搜捕,因父亲早已逃匿,得幸免,并于次日急避走日本。做为民主共和政权法律依据的第一株幼苗《天坛宪法》就此横遭摧残而夭折,而父亲建立民主共和、实行宪政的政治理想也因受此打击而破灭。

1914年再次东渡,得以完成东京帝国大学学业,获法学学士学位。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,日本乘机扩张,侵略中国。父有见于西方国际事务与中国政局有关联,对此应特别重视,加以运用,乃和原国民党人李根源、杨永泰等组织“欧事研究会”,探讨借重世界局势以牵制日本,同时从事反对袁氏专政,呼吁还我民主等舆论工作。

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,父亟南下走避,至云南协助蔡锷、唐继尧等策划讨袁事,组成护国军,任都督府参议、参谋。12月25日滇省率先宣布独立,举行武装起义。在护国军出发北征的同时,号召全国起义讨袁。

1916年6月,袁世凯面临全国人民声讨和众叛亲离,终忧惧而死。于是护国成功,恢复民国,按《约法》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任总统,父亲被任命为司法总长。当父亲自云南赴任,途经上海时,因同船有袁某等偷运云土多箱,而冒称系父亲行李被查获,后虽真相大白,但仍为军阀张勋所利用,充作攻击父亲口舌,我父不得不多次发表声明以自白。父亲首次出任政府要职,即险遭奸人诬陷,因而深感官场黑暗与险恶。

1916年11月,政学会成立,推张耀曾为总会主席。父亲与李根源共同创建此会,其旨意即在政治乃众人之事,因此众人必须学习政治。

1917年2月2日,以梁启超为首之“研究系”议员提出修改宪法草案,要求定孔教为国教。张耀曾谓孔子乃古今世举伟人。可谓为中国文化之主宰,但主张“孔教不宜定为国教”,主张维持原案。此后段祺瑞大权独揽。张勋进京复辟满清,黎元洪被迫出走,国会遭解散。总之,由于各系军阀纷争不断,中央政权因之瓦解,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约一年,终于夭折,而由父亲主持起草之《宪法草案》,虽又经国会讨论修改,基本告成,至此也被束之高阁。父亲从政约一年,即辞去司法总长职,退出了北京政府。

随后,孙中山与部分自北京南下国民党议员,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,成立护国军政府,于是又形成南北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。而南方的军政府内部又有来自西南军阀的干扰与破坏。在此情况下,父亲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,将以法治国作为从政的最终奋斗目标,虽未参加军政府,但始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,默默无闻地为其效力,又在上海宣布原国民党“政学会”解散,避免与反对孙中山之国民党桂系所组织的“政学系”相混淆。

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“太平洋会议”,讨论维护太平洋及远东地区持久和平问题。父亲深知国际关系之运用的重要性,乃结合同志组成“华盛顿会议后援会”,研讨对策。又撰成《救国之惟一方案》一文,发表于“后援会”会刊(1921年11月),探讨如何平息内战,以复兴建国问题。

1922年,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,恢复旧国会,按《临时约法》前总统黎元洪复位,父亲被任命为“法权讨论会”会长兼司法总长。由于父亲多年来对军阀干政深有感受,而厌恶从政,不久即辞去司法总长职,专心致力于“法权讨论会”的完善司法及法权收归人民的实际工作。为此,任会长五年内,亲往巡视省区有二个之多,且均指示周详。父亲又念外人对中国法律缺乏了解,邀请专家将我国当时民、刑法,诉讼条例,商事法规,大理院判例,监狱实况及司法统计等,译为英文、法文出版,以增进国各国人士对中国司法实况的认识。后又主持编写《考查司法记》十卷与《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》二卷出版。至1927年6月,父亲方辞去“法权讨论会”之职。

1924年10月,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,又称“首都革命”,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。在冯的支持下,父亲和黄郭、王正廷等人组成临时内阁共同摄行大总统职权,父亲第三次于内阁中出掌司法职权。摄政内阁存在仅数十天,却完成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,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,将溥仪驱逐出宫。不久段祺瑞入京任,临时执政,临时内阁总辞职,父亲亦移交大权,退出内阁。

1925年,孙总理北上,期望联段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竞之功,不幸竞病逝于北京,于是全国政局更为混乱。1926年中,父亲亦大病一场。又有见当时官场奔竞之盛,而无礼访贤才之诚,于是在日记中写道:“近日之事非求不得,绝无为事求才者”。此后即将书房命名为“求不得斋”。1926年元旦自撰一联语日:“不辞播种,不争收获,常求人是,常疑己非。”他的文集即名为《知非集》。

1929年初移居上海,以律师为业,并任民法教授从事法学教育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父亲发表《敬告国人书》,号召全国朝野一致,上下一心,共御外侮。同年12月成立“上海国难救济会”,父亲被推为理事。

1932年又有“新中国建设学会”成立,父亲任常务理事。10月起草《国际调查团报告及其批评》、《民国制宪史概观》等文,供学会讨论。是年蒋介石多次传话,表示盼与父亲晤谈,父亲坚拒之,其不趋炎附势,刚正不阿,真光可照人。后通过张群向蒋建议,“欲求政治成功”,必须系住人心,注意以下几点:一是须维护大多数人生活;二是须对知识分子予以自由;三是开放政治以包容社会有力分子。

建立宪政国家,实现政治民主,厉行法治,完善司法制度,以保障人权,父亲从政之始即以此为理想。当父亲退出政界,以律师为业,仍本此精神行事。凡贫弱受凌辱者,概代为辩护,以伸张正义,而报酬在所不计。父亲出庭辩护前,必将法律依据各点彻底究明,辩词又“字字皆核实,句句欲锤炼”,又敢言人所不敢言,因此往往众皆屏息静听,且有低声呼好者,或竞受感动而改变立场。1930年,对日商三井洋行讼争胜利,轰动社会,因而民气大振,爱国热情高涨。

1937年上海陷于敌手。父亲因重病在身,困居法租界内寓所。面对日人引诱与目睹友人政治上失节堕落,父亲撰写了《孤岛上我的决心和态度》一文以明志,其要点为:一、消极的:(1)不误国、(2)不卖身(以上二项为绝对的)、(3)不做官、(4)不见日本人(此上二项是在中日战争未了期间);二、积极的: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和能力。这再次表现了父亲对祖国的无限忠贞。

1938年初,父亲于日历首页中写了四个大字:“民族复兴”。此时南京已失守,日军溯长江西进,逼近武汉。父亲正因病卧床,于病榻上沉默寡言,惟每开口必问“汉口可无恙否?”是年7月,父亲终逝世于上海,享年未满54岁。父亲虽已离我们远去,但他的高尚思想是永存的。他的人生哲学是不图个人享受,不独善其身,而应服务于国家,服务于社会,为社会进化尽心竭力,力求社会存善去恶,使社会不断进步。《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记实》对他的评价是:“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,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。”父亲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又是超越他所处时代的。如兴女学的主张,在《云南杂志》即有记载,那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。我们姐妹四人,即受益于此,均接受高等教育,并得出国深造。

四姐妹中以我最小,因此多得双亲宠爱。父亲去世之后,我第一次走出大门,站在马路边,忽然感到世界怎么换了样,多年往事在记忆中闪闪发光:北京我家前院有一棵大枣树,每当结果时,我们四姐妹总要同心协力,将最大的“枣王”打下来,留给父亲品尝。夏天晚上,全家在院子里乘凉,我们四姐妹边轮流给父亲捶腿,边听父亲谈天说地。此时仰望夜空.只见银河内外,群星闪烁,其光辉仿佛至今仍在心海里照耀。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只蝎子向父亲的脚边爬去,我就哇哇大哭起来。冬天晚上在上海家中的小客厅里,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听音乐,听唱歌。那时光是如此温暖,如此幸福,以至小丽珠舍不得回房睡觉,却因睡意的袭来竟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。父亲于是拍了我一下,叫道:“小佛爷!……”

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六十余年了。他未曾留下任何遗言,可我们不曾忘记他经常对我们的教诲:“愿你们成为于国家于人类有用之人才”。他在勉励四珠女儿的诗中又说:“辛辛尽吾时,不知有穷遏;恳恳尽吾能,不暇问收获”。这些教言一直在鞭策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。

在此还应坦言我深感内疚的是,在父亲故去六十余年之后此书方得出版,未免太迟。但如今经过我们姐妹共同努力,还有杨琥先生以辛勤工作鼎立相助,终于可以此书献给敬爱的父亲,以告慰他在天之灵,这又使我为之感到欣慰!(注:此文2004年6月写于北京)

(作者系妇产科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  张丽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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